京山古城究竟创建于何时？址在何地？

——对《宋淳熙京山县图县治符合历史事实吗？》一文的质疑

李飞熊 熊学斌

笔者对京山县境内自战国时的新市、西汉时的云社、东汉的南新市、两晋的新阳、南北朝的富水，角陵与盘陂等古县城都作了考证。唯独对京山城未作交待。现将1986 年答辩某同志的《质疑》（发表子《京山县史志通讯》合刊本），现略加整理，补充《考源》于下。想通过此文辩论的史实，向读者介绍京山这座古城址自西汉的云杜以来，历经了几次“改朝换代”毁灭性的兵燹之灾，时毁时建的历史情况，作为对京山这座古城址的补考。

京山现城址，最早是西汉高祖五年（公元前202年）在此初建云社县，晋改新阳。这两县治笔者已作考证现略。

京山县是在隋大业三年（公无607 年），改角陵为京山，盘陂也同时并入，上属安陆郡。

“大业三年，又罢州为郡，温亦废。改角陵为京山，以界有京源山（在城东），省盘陂入焉，隶安州安陆郡，盖至是而京山之名始定。”

（光绪八年版《京山县志·沿革》卷一3页）

角陵改为京山后，县治设在原温州废治（即原新阳城址，也是今京山城）。这时京山县的疆域，继承了角陵与盘陂二县的领域，西至长寿（今钟祥），北至富水，南至竟陵（今天门），东至应阳（今应城）。

到宋乾德二年（公元964 年），京山东北的富水县又并入京山后，改属郢州，这时京山的疆域东北面扩大到章河（即令郑家河）流域与安陆接壤，至此京山疆域大体确定下来，县名与城址再未改动。

京山自大业三年（公元607 年）定名至今历时1390 年，是京山境内历史上使用最长的县名。它经历了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六个朝代和民国时期，直到解放以后1951年将多宝湾划给天门后始定如今版图。

这一历史脉络，除京山的康熙《京山县志》、光绪《京山县志》、《京山乡土地理志》有记载外，还有康熙六年版《安陆府志》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（顾祖禹著），《湖北通志·京山县》（卷五），《隋书》（卷31）等史籍均有类似的记载。

京山的这一历史沿革，历来并无异议。但在1985 年某同志提出了一新奇异论，他说京山在明成化六年（公元1470 年）才开始在此建土城，以前此地原为一荒芜之地，没有任何城、镇。

他还认为不但汉云社、晋新阳、梁、隋、唐以来的新州梁宁郡治、温州、郢州治均不在此，连隋代建置的京山城在明成化六年前也不在此，而在皂市！为此，他首先“断章取义”的引用了3 个史料，其次就是扫除最大一障碍：说《宋淳熙富水郡京山县舆图》是抄袭，捏造的假图，并发表了文章——《宋淳熙京山县图县治符合历史事实吗？》因某同志当时是县志办副主任，而又正值修志。故他的文章当时有一定的权威佳。假如此“异论”成立，那就改变了京山城近千年的历史，必然造成历史上的混乱。笔者当然要据理力争，于1986 年在《京山县史志通讯》上发表了笔者的《质疑》。（一共有八篇文章）

现在想让读者通过双方主要的史料根据和理由的辩论，可看出京山这座古城的沧桑经历。现将《质疑》两篇原文整理如下：

1985年《京山县史志通讯》登载了某同志的《宋淳熙京山县图县治符合历史事实吗？》一文（以下简称“县图”），认为康熙《京山县志》上的《宋淳熙富水郡京山县舆图》是抄袭，捏造的，并以此佐证明成化六年以前此地唐、宋均无城市。

“县图”作者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，但本着对历史负责，笔者对上述观点不敢苟同。根据多方史料来看，自汉以来京山城现址，不仅有县治，而且还曾是州、郡治的所在地。“县图”所引史料，有“断章取义，或曲解原文”之嫌，违背了史实。对此，笔者提出不同看法与某同志商榷。

（一）《县图》说：“京山县城是明成化六年修筑的，据史料记载，明成化六年前，京山现治没有城池。”其所引用的主要三种史料是：

1.康熙《京山县志》：“……至明成化六年，寇入治内，知县赵钦始筑土城……”此文出处是康熙《京山县志·城池》条，此条文是介绍京山县治历代城池沿革、原全文并没有明朝以前无城之说。现先将他所“引文”紧接的前几句补录于下：

“按《水经注》县治云杜胡城，胡城者未作城时名也，后北宋、南宋皆有城，（下接他的引文）至明成化六年，寇入治内，知县赵钦始筑土城。”补上“引文”前段后，即清楚地说明，京山现址，自汉云杜以来，远在北宋、南宋时期就有了城池。后因宋末、元末兵乱，城池被毁。后又荒废了百余年至明成化六年“始筑土城，……后又甃以石。”这是交待历代城池“毁建”情况。

据京山县康熙《京山县志》和光绪《京山县志〉，不仅载明京山“北宋、南宋皆有城”，还载明隋、唐前后京山址还曾是新州、温州、郢州的治所。

2．“县图”还引《湖广图经志》：“京山县旧无城”，六字。

据笔者查对，分析此资料的“旧无城”，同康熙、光绪《京山县志·城池》上所述一样，均指元末至明成化一百余年间的事。并不是说唐宋均无城治。

3．“县图”又引明朝监察御史郑友玄的《京山县续志序》：“……在唐盛世，民有安富之乐，及废为县，久之城不筑，池不凿，守具不设，寇来不攻，与村市无异。”

据上“与村市无异”五字，“县图”作者竟代郑结论说：“郑友玄说，明成化以前，确实没有城池”。

但这与事实恰恰相反，郑友玄不但认为京山现址过去有城，而且还说在梁、隋、唐的200 多年中还是州治。请看郑友玄《序言》前段：“玄（自称）按汉后军州最重，京山，起梁武帝普通（约公元523 年），终唐肃宗乾元（公元760 年），为州镇者二百二十余年。大业，武德之间废为县，仅十六年而复故（复州治），贞观，开元将相名臣，如杜正伦之为州刺吏，裴光庭之为州司马，皆以京山为署地……京山介襄（阳）安（陆）随（州）复（沔州）四帅之府，而负山怀水（指现城） ……即元末壬辰（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）之乱，群寇数至，吏民（官民）扶携避去。

高帝洪武四年（公元1371年）遗民不归。刘习之行县，宣新主恩泽，召来之耳。由此言之，京山之为军州镇府者（接某同志《县图》的引文）‘在唐盛世，民有安富之乐，及废为县，久之，城不筑……与村市无异’，（还应下接某同志“县图”引文尾），兴都（指钟祥皇陵）既建，京山遂为重地……”

把某同志 “县图” 引文的前段和结尾补上。不难看出当时的京山即今县城，而且有城只是荒毁了，但《县图》作者某同志，竟敢把 《县志》城池条文上句，“北宋，南宋皆有城”，视而不顾，独取下句 “始筑土城”，四字上大做文章。又以明朝郑友玄 《京山县续志序》 中“……与村市无异” 五字为据，断言：“郑友玄说，在明成化以前确实没有城池”。

这与郑友玄全文原意完全相反，（全文绝无此说）。显然，这是一种断章取义，歪曲史实的作法；

（二) 其次，某同志的“县图”说：“《宋淳熙京山县治图》有抄袭的嫌疑，是假的。”

宋朝淳熙十三年出版的《富水郡志京山县与图》历史上，从来没入说是抄袭的假图。直至清末，易本烺的《云杜故事》上才提出了康熙《京山志》转载的“宋图”有几处错误。如：“ ‘明制宋用’，和学宫亦非宋时故迹等乃皆列于‘宋图’中”。并建议“续修志者，宜亟正之”。这些对《康熙志·宋图》的批评和建议，笔者认为是正确的。但他并不认为是抄袭的假图。（《京山新志》也是如此）。因易本烺的《云杜故事》是力主“汉云杜和唐、宋的京山都在现城”的。

原《宋淳熙京山县舆图》是载于宋《富水郡志》上的，有无此图，当看有无《富水郡志》。现请看宋代《富水郡志·京山县舆图》主编张声道的“序言”：“……郢（指京郢）旧有志，其先出于绵绝，淳熙丙午（十三年公元1186 年）张侯来见……乃命众俊辑成此书，凡为十卷，分州四门，细大毕载，颠末俱举，以分星所临，各有封域（古代制地图是以星辰测方位，太阳定子午的）……故辨郢州以坎险之象，天造地设，而依山为固（指京山现城），彼此弗类，故辨石城（指今钟祥）、都邑郊鄙不宜混并也，故辨二郢（指京山、钟祥），分疆对境安可错杂也……故辨新市。于是名正言顺，纲举目随，千载讹谬，一冼空之……”（光绪《京山县志》卷首转载旧序。）

据此，可以看出宋淳熙时的《京山县治图》，即今县城，并曾是郢州治所。因此，《宋淳熙富水郡志·京山县舆图》，并非凭空臆造。而只是康熙《京山县志》转载的“宋图”有误。不能借此认为是捏造的“假图”。

但某同志的“县图”说：“作者反复对比了《宋淳熙京山县治图》与《明通志京山县舆图》的县城图，发现他们区别极小。”

据此某同志又得出结论是康熙 “宋图”，抄袭了 “明图”。但作者也反复核对了两图，发现并非抄袭。理由如下：

1.《宋淳熙富水郡志·京山县舆图》上，城垣的名称有18 处，全图地名共有95 处。

2．《明通志·京山县舆图》上，域垣的名称只有16 处，全图地名共有72 处。

明代失传的地名，“宋图” 有载的如：

东乡：有盘石院、石激院、高梁等。

南乡：有黄慈寺，石叴散、若则院等。

西乡：有办顿市，五泉驿。

西北乡，有田家市、申家市。

北乡：有新市、斛坡、白练、川岗、旋潭等。

以上四乡的这些地名，是明《通志·京山县图〉上所没有的，怎能说是“宋图”抄袭了“明图”呢？“宋图”多”明图”25 处地名，是否捏造呢？不是。因“明图”上未载的地名，（“宋图”有名的）至今还有遗址可查的，如：三阳区的新市、川岗、旋潭（今名园潭），永兴乡的盘石院（在今盘堰畈），孙桥乡的办顿市（今办顿岭）。

据此，康熙《京山县志》上的“宋图”是有原始根据的，只是有缺点，而不是捏造，它是宋代京山现址有城的铁证。

（三）唐、宋、元时代京山县城现址究竟有无城市？

关于这个问题，某同志的“县图”结论是“没有”，但笔者意见相反，认为京山现城是汉云杜、晋新阳、隋京山的县治，而且还是梁、隋、唐的新州、温州、郢州的治所，城垣时毁时建，但都在现址。宋末与元末因改朝换代的兵乱，县治有两次迁徙，但时间都不长，宋末徙治汉滨的多宝湾，时间约一年；元末徙治新城（在今荆门县境汉水边），时间三年。

而且隋、唐、宋、元皆有史料和在城关的古迹可证京山县治在现城。如：唐代西郭桥（今三桥）碑记（碑文光绪《京山县志》有载）。

宋乾德二年铁牛禅师创建的多宝寺（址在今县医院）。还有大东门内的“宋塔”（七层，1952 年折毁、址在今文化局后），除此，我只引康熙《京山县志》当时知县吴游龙的序载：“……汉及魏、晋为云杜，刘宋南齐为新阳，西魂、后周为温州。隋为京山。犹是京山也。唐乾元为州镇220余年。 ……五代，宋、元、明皆因之，而国朝（清朝）亦不易焉（也无变迁）……，而始知京邑有倚山怀水之固，此唐时州、镇之所县设也。”（光绪《京山县志》卷首、旧序、- 20 页。）

根据以上史料、古迹，即可清楚地说明京山现城，不仅是汉、唐、宋的县治，而且在此设置州治、郡治，也有二百多年历史。

（四）京山现址古来有城，为什么在明成化六年又始建土城？

从汉初到明末，京山的城池时有建毁。特别是明初，京山县治不仅“城毁市荒”！即全县居民也几乎被 “赶尽杀绝”！

但某同志“县图”却说：“是不是宋时有城，元末毁了呢？如果那样，为什么《湖广图经志》没有记载，《康熙志》、《光绪志》也不说是修复，……而要写始筑土城呢？我想先贤们是决不会忽略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。”

这段话的意思是： 明成化六年以前京山现址根本无城市。的确，先贤们没有忽略这个问题，他们在京山 “康熙”、“光绪” 两志的 “城池”条上清楚地写道：“北宋、南宋皆有城”。还有明洪武四年刘习之的《京山县兴复邑治记》中有“……予以公委行县，秦茅茂莽，深没人马，自朝逮夕，恒数十百里无居民，麏?麞麛奔突先后。县郭（县城）隶皂（衙役）十余家，结茅编荻与邑署（县署）依倚……” （光绪《京山县志》记·卷二十）

光绪《京山县志》并在《刘记》后有按语：“按乡村诸父老，常言元末天下大乱，盗贼蜂起，京山杀戮最惨，邑（全县）民仅存70余家。吾乡惟索姓为土著，旧籍空存而已。是时田土旷芜无主，流徙侨寓者，悉插草为识，据为己业……”（光绪《京山县志》卷二十、“刘记”按语）

从以上两文中可以清楚看出，元末明初，京山现治有城，有县署。只不过是县城颓芜，全县几乎没有人烟，又过百余年到明成化年间，因防“寇入治内”，又“始建土城，后甃以石”，就不足为奇了。这是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必然现象。

且不说明初的情况，就是清初也是如此。如康熙年间知县吴游龙的《京山县续志·序》：“龙（自称）自（康熙癸丑十二年、公元1673年）奉命，三月渡河（黄河），而莅斯邑。邑居众山之中，环顾肖然，民物朴陋，山城昼阴、庭草萋萋，槐根空瘦，廨宇帧欹颓垣废井之间，蔀屋无几，城不逾寻（寻：八尺为寻），水（城濠水）不盈尺，而居民欲‘饮社读法’于其间，不亦隘乎？”（饮社读法：饮社，古代在立春、立秋第五个戊日，人们祭祀社神（土神）后饮酒作乐。读法：周制、州长、党正，于正月之吉，及岁时祭祀，集合民宜读一年之政令，及司徒之十二教法，称读法。）

清初的这种“城颓市荒”的凄凉景象，比元末明初也好不了多少，再看解放初期，京山城的情景，不仅城墙毁为平地，城区草木丛生，直至1951年还有豹子窜入小东门 （今钟鼓楼路）屈龙林家将猪拖走！（后被干警用枪打死郊外）。

这种荒凉景象，比清初也好之无几。假如解放后还兴建城的话，又必然会有“始筑土城……再甃以石”的记载。我们的后代能说在此前乐山无城吗？

因此，笔者认为某同志的“县图”，不考证其它史料，调察城区的古迹，不顾京山两《县志·城池》条全文的原义，独取“始筑土城”4 字作为主要依据，用以推翻京山近千年前有城的历史，这不是 “实事求是” 的态度，且武断、轻率。